辩经

    在我的少年时期，至少有十年时间是在学习佛教哲学，或许大概也并未学到很多；但我却学会了重视批判性思维，并因而变得心胸狭窄。学习障蔽了我的净观，令我变得傲慢。我眼中理想化的人物是那些对迷信、加持、虔诚心持怀疑态度的批评家。如果那时我知道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和尼采是谁，我可能会把他们和释迦牟尼佛供奉在一起。

    我在萨迦佛学院学习期间，父亲曾多次责备我在逻辑学和哲学上浪费时间。当时我并不理解。所有的父亲不都应该为儿子努力学习而感到高兴吗？多年之后我才明白，父亲的责备是因为他了解逻辑的盲目，而更欣赏修持的体味。

　　尽管我已经习惯于轻视无法用逻辑解释的事物，幸运的是，这个习惯在某种程度上被一只老鼠打破了。

 修建中的比尔旧拉章

　　1990年，我正尝试在印度比尔创建宗萨佛学院，也就是鹿野苑（Deer Park ）的前身。那时我们相当拮据，有时候甚至到了钱包里只剩一张绿色的五元卢比钞票的地步。我们靠美国政府救济的食品配给过活，大多数时候是大麦，有时候是小麦，装粮食的大袋子上印着交叉的双手的图案。十袋大麦够二十五个僧人吃一个月。

    没有足够的资金继续施工的时候，我们就只能暂停工程，等待资金到位。那些日子，我仰赖着一种“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强大信念，而这种信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变越弱。

　　资金匮乏凿实是桩好事，因为我可以利用这样的间隙闭关。有一次我决定闭关一个月，进行耶喜措嘉（Yeshe Tsogyal）的修持。耶喜措嘉是莲师的佛母，由于她的伟大行迹，西藏人、尤其是宁玛巴像尊敬莲师和赤松德赞王一样尊敬耶喜措嘉。闭关结束后，我在清理佛堂时惊奇地发现，朵玛的后半部分被一只老鼠吃掉了。这只善巧的老鼠把啃噬朵玛这件事做得那么完美和精准，朵玛的前半部分完好无损，所以即便盯着它看了一整个月，我也根本没有注意到它被老鼠啃了。

宗萨钦哲仁波切拍摄的乌金督佳仁波切

　　我的逻辑思维认为，这不过是一只老鼠，它需要食物。我的佛堂没有设置在柜子里，所以被老鼠啃也很正常。然而，乌金督佳（Orgyen Tobgyal）仁波切这位占卜师之王来访时，听说我的朵玛被老鼠啃了，他没有丝毫地拐弯抹角，而是直接了当地低声说：“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当一个吉普赛占卜师如此坦率时，即便是最具疑心的人也会感到不安。

　　两天之后，我接到达修贝玛旺千（Dasho Pema Wangchen）从不丹打来的电话。达修贝玛旺千是不丹第四世国王的私人秘书。在那个年代，不管接到任何人打来的电话，在比尔都是件大事。电话一年里大概也只会响个三次。把电话打进拜吉纳特（Baijnath，距离比尔十五分钟车程的村子）都需要提前几个小时与接线员预约。很久之后我才听说，不丹人推举了达修贝玛旺千给我打电话，因为其他人没有勇气给我传达那个消息。

　　达修在电话里的声音出奇的清晰，而他所传达的消息也非常清晰。“你的母亲去世了。”

　　我刚刚（带着被老鼠啃噬的朵玛）完成的那个耶喜措嘉的闭关，那是我母亲最主要、很可能是唯一的修持。就在那个当下，我的怀疑主义思维发生了转变。从那之后，我不可控制地变得迷信起来。这是我经历过的最为重大的转变之一。现在，我什么都相信。在即将旅行时看到有人提着一只空桶，这样的事也会影响我。走在纽约或新奥尔良街头，我很容易被塔罗牌占卜师、灵媒、占星术士这些人吸引。说到正面的影响，在2017年迥达拉（Chauntra）二十一天度母法会的最后一天，一个小孩子把他画的度母像供养给我。他为度母画上了胡子，令她看起来更像是莲师，我心里很高兴。我想，度母当然就是莲师！由于那只老鼠，我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

 萨特

    我遇见过一些完全信仰理性和逻辑的人，他们自认像鹰一般犀利。但这些人在多年后即将死亡时，却充满了恐惧和绝望。我很想知道，像萨特和加缪这样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如何看待死亡。这些评论家从来没有用他们如此钟爱的犀利的怀疑主义思维来怀疑过怀疑主义本身。

　　释迦牟尼佛超越了业力，他选择了净饭王和摩耶夫人做自己的父母。而我们则被自身的业力绑缚，无法选择。我并没有选择听列诺布（Thinley Norbu）和蒋扬秋登（Jamyang Choden），他们成为我的父母完全是由于业力。某人是你的父亲或母亲，并不意味着你爱他们或他们也爱你，但人们仍然认为他们应该爱。世界上半数的家庭问题都来自于这种毫无必要的期待。人们不相信业力，却相信父母应该爱小孩、小孩也应该爱父母这个假定。这个假定的唯一好处就是给大批心理治疗师创造了就业机会。我自己也同样受缚于对父母的假定和期待。

    随着时间流逝，尤其是母亲去世之后，她带给我的伤感越来越强烈。在八岁之后，她与我共同度过的时间总共仅有几个月。我不记得曾经有过家庭野餐这种事情。那个时代，成为仁波切意味着与家庭疏离。现今祖古们的生活由其父母主导，他们可以一起度假、甚至一起生活，还有锦上添花的圣诞节、感恩节聚会。我们家从未有过感恩节聚会或任何家庭聚会，甚至连庆祝新年都未曾有过。我们也从未拍过一张全家福合影。

　　我来自一个男权社会，人们并不怎么关注女性的权利。在对那个社会以外的世界进行了探索和体验之后，我开始懂得欣赏女性，也认为性别歧视不是一件好事。我的母亲从来都没有机会做出过关于我的任何决定，当我，她的长子，被认定为祖古，一个不能选择解雇或卸任的工作，她有何感受呢？喜悦？她当然绝不会反对我被认证为祖古，也没有阻拦我被带离家庭。她根本就没有任何表达意见的机会。在那个年代，父母对祖古没有决定权。孩子注定会被带走。

　　在我对母亲仅有的记忆里，她似乎总是独自一人。我的父亲几乎不怎么在家。她基本上是独自抚养了最小的两个孩子。我很难想象，身处一个充满强烈是非之见的社会，她过着怎样的生活。作为敦珠仁波切长子的佛母和喇嘛索南桑波的女儿，她必须谨慎行事。这并不是说她本性不谨慎，因为她天生就是举止端庄的人。

 奥姆昆嘉

    她一向衣着简朴，总是穿着素色的不丹旗拉（不丹的长袍女装）或颜色素雅的藏式长袍，而且她很擅长织布。她非常有才华，但在那个男权社会里，她的才华从来没有机会得以施展。在她为我织的物品里，唯一保留到今天的只有一条床罩。我的侍者彭措的母亲奥姆昆嘉是她的好朋友。每次见她，都会令我怀念我的母亲。

　　母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这也是她最为令人敬畏的品质之一。尽管父亲比她有地位、有权势、而且是社会强权的性别，但我认识的许多人都更敬畏她而甚于我的父亲。虽然他随时都会呵斥所有人，不知为何母亲却是默默地赢得了人们最深尊重的那个人。她说出的一个字比我父亲责骂一整个星期更有力量。在她面前，人们会更注意自己的表现，比在我父亲面前举止更端正。

 母亲

    我从没对父母说过“我想你”。即便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是不会说。在我们的文化里，这样的话语是不合时宜的。但现今的祖古们对父母说“我想你”、“我爱你”，是家常便饭。可能是因为他们看过《脱线家族》或《摩登家庭》这类的家庭喜剧。想象一下我父亲说“我爱你”都会让我起鸡皮疙瘩。我更习惯于他责骂我。他会因为任何事情责骂我，从衣服颜色太鲜艳，到走路声音太大。实际上，如果他没有骂我，我反倒会觉得不自在。我认为，父母应该慎重把握他们在孩子面前的表现，这很重要。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偶尔回家探望时责骂母亲的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经历过许多困苦，母亲仍然会真心实意地赞扬父亲，称呼他为“董瑟仁波切”。那些心理分析师们可能会非常有兴趣把我们一家作为病人来研究。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在母亲过世前几年，她开始说 “你们全都离开之后，你们全都抛弃我之后，我会做这样那样的事” 之类的话。她似乎认定自己会被抛弃或疏离，这总是让我感到困惑，也令我近乎恼怒。弗洛伊德的传承持有人可能会将她诊断为患有空巢综合症。由于她自身的身份和婚姻对象，她从来都没有机会做一个母亲。假如她不是一个出色的修行人的话，她恐怕会更加痛苦。好在据我所知，她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修行人。

　　从我的角度来说，由于多年的分离造成了距离感，我的感受中混杂着遗憾。但谁能断绝母子之间的纽带呢？即便相处的时光短暂，我与母亲、外祖父之间的缘分仍然是如此深厚。回顾过往，我很庆幸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坚持要求母亲陪同我去了瑞士、马来西亚和中国。这三段短暂的旅程就是我们在一起渡过的大部分时光了。

　　我想，一个令我特别喜欢弟弟蒋佩多杰（Jampel Dorje）、并且原谅他的坏毛病的原因就是他遗传了母亲和外祖父的许多特征，甚至连手的动作都很像。他是兄弟子妹中和母亲相处时间最长的孩子，因为他的风趣和疯狂，她对他尤其偏爱。蒋佩多杰说话的时候会流口水，而最近我才发现自己也会。这就是遗传（DNA）的力量。

　　当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的时候，母亲面对我，并不是以母亲对儿子的态度，而是以对蒋扬钦哲确吉洛卓的转世的态度。她怀有真纯的虔诚心，她对我做了许多的大礼拜，她从不会拥抱我，而是以另外的方式表达关爱。有一次我在彭措林（Phuntsholing）的时候急需现金，我最先想到的可以安心倚靠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请她买走我的旧电视机，而她付了那台电视的原价，让我赚到了。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她住在廷布的一所四室住宅，就在我父亲设计的纪念塔上方。我记得我有时候会去那里洗澡。她有一个大木桶，用一个电棒来加热洗澡水。她总是一遍又一遍地提醒我，开关开着的时候不能碰水。这是她表达关心的方式。算是有数的几次她以对待儿子的方式而不是对待蒋扬钦哲确吉洛卓的方式和我说话。

　　回到迷信这个话题。西藏人相信一种叫“lha”的东西，类似于灵魂。有一次我在接受当时住在尼泊尔的那些伟大上师们的灌顶和教法，我的母亲也在那里，住在我父亲修建的住所。父亲给了她一些美金，差不多合十万尼泊尔卢比。一天，一个窃贼爬上了一棵树，闯进了她的房间，偷走了那些钱。她对此深感沮丧，而尤其因为这是我父亲的钱，她从来没能摆脱那种愧疚感。或许这是我的想象，但我觉得她失去了光彩——她的lha，并且从未恢复。她变得内向，然后慢慢地，她患上了甲状腺的疾病。我试图安慰她，甚至慈悲的怙主顶果钦哲仁波切也打电话鼓励她，但无论如何，她也没能摆脱那个包袱。

　　那之后不久我就去了比尔，完成了那个耶喜措嘉的闭关。我忍不住把这些事情关联起来。我希望，我的母亲，以及过去、未来所有的母亲，包括我自己，都能够超越迷信和逻辑。